曾经属国到反目成仇 中国越南百年恩仇录(组图)

大灰狠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两国经历过同志加兄弟的美好时光，也经历过反目成仇的岁月，如今，中越关系虽早已走上正常化，但争端和摩擦不断，兄弟之情难再，网上关于越南的信息不少，但缺乏系统性，历史爱好者夏克特地搜集资料，编辑成文《中越百年恩仇录》，向大家再现中越百年的恩怨情仇。本文摘自作者个人博客。

一 失去的属国

越南古称交趾、交州、安南，中国宋以前历代王朝均设郡府管辖。五代后晋时，归南汉政权管辖的交州发生变乱，爱州（今越南清化）牙将吴权出兵讨平，公元938 年，吴权在海门镇设伏邀击，打败南汉静海军节度使刘弘操，自立为王，这是安南独立的滥觞。元末战乱时，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如嶅、庆远、渊、脱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晓谕安南陈朝国王陈日焜，令将五县之地返还思明土司，但陈朝此时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焜，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1407年中国明朝出兵灭胡。在越南广置府县。越南又归入中国统治。越南18世纪前，越南官方文字采用汉字及越南根据汉字创造的喃字。越南历史记载一律采用汉字，越南以奉中国做宗主国为荣，尤其是公元1454年中国明朝皇帝正式册封黎仁宗安南国王后，历代新君执政，只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册封才能算是正统。作为中国的藩篱，越南统治者对中国称安南国王，而对内则自称大越皇帝。

19世纪法国天主教势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砃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信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 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国，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2年3 月，法国政府命交砃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 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惟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七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 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人，图谋侵犯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6月，法国政府与越南订立最后的保护条约。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掩饰败绩。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迖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光绪帝生父)的手中。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议》)。主要内容是: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鸿章没有肯定同意这个规定，又没有明确反对，亦未上报清朝中央政府。

李鸿章

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要求法军稍事等待，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借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甸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在继续。

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乘机分别开进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胁迫中国接受法国条件，一方面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这些口岸。 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使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机再举。随后，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拟定新条件向中国勒索，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十年付清。清政府没有接受。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23日，法国以先期驶入福州马江以内的优势兵舰向中国船舰猛烈攻击，中国水师仓卒应战，顷刻间，战舰十一艘或沉或伤，官兵殉难者近八百人。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

福建海军马江惨败，中国朝野震惊。在主战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于8月26日正式对法宣战。鉴于海上难以与敌争锋，在"牵敌以战越为上策"的思想指导下，确立了东南沿海防御、北圻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法军则企图东攻台北，西取谅山，据地为质，勒索赔款。10月初，法国远东舰队主力扑向台湾北部的基隆、沪尾(今淡水)，守将刘铭传撤出基隆之兵，使法军轻易占领基隆；但进犯沪尾的法军受挫，败回海上。此后台湾战事呈胶着状态，法国的战略企图未能全部实现(见基隆沪尾之战)。1885年1月，为打破法舰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南洋海军派出"开济"等5舰援台，孤拔亲率7舰进行拦击。2月底3月初，法舰为追歼中国援台舰只，侵入镇海(今属宁波)海面，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督率守军利用预设海防工事顽强抗击，击退入侵之敌，取得镇海之战的胜利。

越南北圻战场方面，东线清军再次出关，一度克郎甲及其以北地区，旋即遭到法军反攻，连战失利，于1885年2月下旬全部退入广西境内。再度入越的西线清军在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指挥下，发起宣光之战，1884年12月～1885年3月，以主力围攻宣光，顿兵坚城之下，未能破城，法军援兵大至，不得已撤围休整。3月23日，滇军和黑旗军于临洮附近大败法军，西线局势才有起色。与此同时，东线清军在帮办广西关外军务老将冯子材的正确指挥下，依托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内关前隘附近有利地形和野战防御工事，于3月23～24日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局。之后，东线清军乘胜克复谅山，并向南挺进，前锋进逼郎甲、船头(今陆岸)一带。

离越南最近的地方凭祥，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中越边境上，没有另外一个城市比凭祥更能作为中越关系的历史见证，市西南约18公里的“友谊关”名字的变迁便可作证明。友谊关始建于明末，时称镇夷关，明末为镇南关。清时老将冯子才曾于此抗击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

战争结局与中法议和中法战争中，双方逐次增加兵力，法军总兵力最多时约2万余人，武器装备先进，特别在水面舰船方面居明显优势；清军参战兵力则达十余万人，但主要以陆军为主，武器窳劣，冷兵器仍占相当比重。中国军队取得了数次作战的胜利，特别是镇南关大捷，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发动此次战争的茹费理内阁被迫于3月31日辞职。然清政府未能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发展大好形势，反而采纳李鸿章等人"乘胜即收"的主张，于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随即强令前敌将领限期停战撤兵。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天津签订屈辱的《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清政府承认了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至此，中国永远失去了这个曾经的属国。

二 共同革命

19世纪末，法国已经把越南变成它的殖民地，除了横征暴敛之外，又在越南加紧进行以掠夺为目的“开发”活动。广大农村日益凋敝，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沦为廉价劳动力，饱受着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胡志明诞生和成长在越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志明来到巴黎。探索救国的真理。

1920年12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召开代表大会，社会党发生分化，左翼社会党人退出社会党，成立了一个属于第三国际的法国共产党，胡志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各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党，成为法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

  

胡志明墓

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党、团组织，机关是合一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总部设在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旅馆内，中国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曾派人同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系。法国的党、团组织曾派人给中国同志做报告。法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活动，也常常吸收中国同志参加。于是，就在这洋的交往活动中，胡志明与中国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56年11月21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欢迎周恩来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越南的宴会上，曾当众介绍周恩来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在一起共甘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30多年来的亲密战友。”

1923年年底，胡志明从巴黎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并进行理论研究二作。在莫斯科期间，胡志明曾主编《中国和中国青年》一书。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为胡志明撰写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况的文件和材料。

1924 年底，胡志明离开莫斯科，来到中国的广州。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胡志明来到广州的时候，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胡志明一面积极参加中国的大革命，一面通过多种渠道，领导着越南人民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胡志明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应胡志明的邀请，周恩来、张大雷、陈延年李富春、彭湃以及领导省港大的一些同志，曾到特别政治训练班讲课，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利用这个条件，胡志明在举办训练班的同时，还挑选了一些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进修，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军事、政治。其中一名学员回忆说：“那时候，中越两国的革命者真是志同道合，亲如兄弟。当时政治训练班没有饭堂，我们每天都来农讲所吃饭，常常和中国同志一起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随后，胡志明带领学成的学员回国闹革命。

胡志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 1929年10月由泰国赴香港，准备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和东南亚司负责人的资格召议，将越南的三个共产主义组织统一成一个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在香港的秘密组织的帮助下，“统一会议”于1930年2月3日在香港九龙城举行。在胡志明的直接领导下，各个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经过认真的讨论和协商，最后一致同意把三个共产主义组织合并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取名为越南共产党。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正式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9月3日，法国向德国宣战。1940年9月22日，日本派兵攻打谅山，同时以6000名军队在海防附近的涂山登陆。经过在越中边境地区几个小时的较量，越南总督戴古慌忙向日军投降，接受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控制。从此，越南的控制权易手。

1941年2月，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回国，在高平省北坡建立印支共产党中央的秘密指挥机关。在这里培训干部，发展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武元甲(后任越南武装力量总司令)等人则继续留在中国的广西靖西，巩固和发展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

北坡游击根据地，属越南高平省河广县，与中国广西靖西县和那坡县毗邻。从30年代开始，越南革命分子黄国云、黎广波、陈山洪等，就在靖西、那坡县越中边境进行革命活动，结识了不少中国边民，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依靠中国边民的帮助，越南革命分子开辟了从北坡到中国广西的若干条交通线。每一条交通线，都有中国边民的家作为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

北坡游击根据地1941年底成立了12个武装工作队，1941年2月、9月和1944年2月，相继成立了越南救国军3个中队。1944年12月，成立了由游击队骨干组成的越南解放军宣传队，集中大部分武装为成立主力部队打好基础。

1945 年6月4日，越南救国军与越南武装宣传队合并为越南解放军。在高平和北山开创了两块游击根据地，高平革命根据地由胡志明、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武英等人领导。北山一武崖根据地由冯志坚、梁文芝和朱文晋等人领导。1943年，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后来的解放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945 年8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越南人民总起义的客观条件成熟了。从8月14日至18日，高平、北?、谅山、宣光、太原、安沛、富寿、北江、永安、福安、北宁、河东、山西、海阳、兴安、建安、宁平、太平、清化、义安、河静、广义、庆和、美萩、沙沥等省的城乡军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并先后夺取乡、县以至省一级的政权。8月16日，由武元甲指挥的一支解放军从新潮出发，解放太原市。8月19日、23日和25日，河内、顺化和西贡三大城市相继解放，8月13日，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被迫退位，把这个王朝统治的象征——金印和镶有五颗宝石的金剑交给越南临时政府。

1945年9月2日，临时政府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在河内巴亭广场的50万人庆祝大会上，胡志明主席宣读了《独立宣言》。就在同一天，中国政府接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

在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美、英、苏决定把印度支那分为两个受降区，以便在日本投降后进来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北纬16度线以南由英军负责；16度线以北则由蒋介石军队担任。

在当时的越南土地上，有6万多日本军队，而且还有新近开进来的20万蒋介石的军队，5000名英印军队，与此同时，几万法国远证军也陆续开了进来，在印度支那吃了败仗的几千名法军又被重新武装起来，准备恢复对越南的统治权。

1946年2月28日，中法签订了协定。中方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保护权，以换取法方把上海、汉口、广州的租界和广州湾交还中国。并把滇越铁路转卖给中国。

抗战初期，越南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制止法国侵略，采取了以和求进的策略，与法国进行谈判。1946年3月6日，越法双方签订了“初步协定”；9月14 日，又签订了“临时协定”，从而出现了近一年的缓和局面。但是，1946年12月19日下午，法军开始向河内发动总攻击。至此，法国已完全撕毁了和平协定，对越南发动了全面战争。

经过4年的战争，法军始终无法消灭在深山中的越南游击队，1949年9月，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胡志明主席派人来中国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并请求援助。后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下的胜利进军，中越边境的交通线终于建立起来了。

1950 年1月14日，胡志明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庄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全体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越南民主共和国准备与任何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基础上与之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共同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交换大使”。周恩来总理于1月18日复函越南外长黄明鉴，表示欢迎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至此，中越两国共同革命共同建国的阶段结束，应该说，越南的独立建国运动是和中国的大力协助分不开的，没有中国，就没有越南独立。

三 中国顾问，扬威越南

很多人都知道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但说起援越抗法，则知之甚少。50年代初，我国曾经派遣以韦国清为团长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助越南的抗法战争，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1950年1、2月间，印度支那共产党(次年改称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和当时在苏访问的毛泽东商讨有关越南革命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胡志明返回北京后，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授越请求，其中包括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和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抗法战争。

中国顾问团4位首长：（左起）梅嘉生、邓逸凡、罗贵波、韦国清

为了支援兄弟党和友好邻邦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刚刚取得全国胜利、正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毅然作出决定援助越南。在物资和军事上给予无偿帮助，并立即派遣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赴越，与印支共协商援越抗法的重大事宜；派遣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副团长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人民军指挥作战和帮助越军建设。随之又派陈赓为中共代表，赴越协助指挥打开中越通道的边界战役和负责统一处理对越军事援助的有关事宜。4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全军选调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各类干部59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281名，组成军事顾问团。

7 月，军事顾问团在南宁正式成立，为便于保密，军事顾问团不对外公开，以“华南工作团”为代号。7月上旬，陈赓率从二野选调的军事顾问人员从云南方向入越。随后8月11日，军事顾问团从广西靖西进入越南，于8月12日拂晓抵达越南高平省广渊越军总部。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听取越军总部关于越人民军情况介绍和对顾问团的工作建议后；宣布了组织分工：顾问团下设军事、政治和后勤顾问组；韦国清任越南总军委和越军总司令顾问，梅嘉生任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任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任后勤顾问组组长，并分别担任越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和总供给局顾问，同时向越人民军的3个主力师派出了顾问组。

9 月16日，边界战役打响，经过七昼夜连续激战，越军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解放了高平，并乘胜攻占了七溪，那岑、同登、谅山、亭立、安州等地的法国侵略军纷纷撤逃，驻守老街、沙巴的法国军队和进犯太原的军队也被迫撤离，当时美国国际合众社报道：“法国在中越边境3500人的精锐部队，遭受在新中国受训和武装的越盟军队的强大进攻。法军大部分被消灭，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约250英里地区，法军已完全没有防卫力量。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11月1日，陈赓完成既定任务后回国。

1951年6月，京平战役结束后；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因病回国休养，鉴于他暂不能回越南工作，1952年5月29日，中共中央任命罗贵波(援越政治顾问团团长)兼任军事顾问团团长，梅嘉生为第一副团长，邓逸凡为第二副团长。6月16日，军事顾问团与政治顾问团机构合并。同时，应越方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又从人民解放军中陆续选调10余名师团干部赴越，充任人民军各总部和师级机关顾问。根据聂荣臻等同志建议，12月6日，经毛主席批准，将韦国清、罗贵波所率干部合并组成顾问总团，罗贵波为总顾问，设一副总顾问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为便于工作与归口管理，195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军事总顾问，负责帮助越人民军作战和军队建设工作，罗贵波为政治总顾问，负责帮助越南地方党政建设和政策方面的工作。不久军事顾问团与政治顾问团机构分开。10月25日，韦国清病愈返越；随即与越方研究冬季作战，帮助越军研究攻取莱州，并进攻上、中、下寮和西原北部地区的冬季攻势作战部署。

韦国清

1953年11月20日，法军空降奠边府的消息传到越北越南劳动党中央根据地时，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和作战顾问茹夫一正在越军总部参加师以上干部会议，以确定未来旱季作战计划的实施方案。这次会议从19日持续到24日。

“绝妙的战机出现了！”一个念头马上从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脑海里跳了出来，副团长梅嘉生也几乎同时得出相同的结论。

“这是一个好消息！”越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也认为：“它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把6个营的法国伞兵从红河三角洲调动到了越西北，调到了奠边府。接下来，就应该把他们钉在奠边府，并且把更多的法军吸引过去。”越军总部会议立即改变议程，商讨奠边府战局。

黄文泰事后回忆，当时的会议对法军作战动机提出了几种设想。因为越军已经占领了西北地区90%的地域，一种可能是法军要在西北守住莱州和奠边府，互为支援。另一种可能是法军将只守其中之一；如果只守一地，那么他们可能选中的是奠边府。再有一种可能是法军虚晃一枪，然后很快从这两处撤走，重演去年秋天法军固守西北盆地那产，在消耗越军后全部从空中撤走的故事。

不管怎么设想，法军空降奠边府都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纳瓦尔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拱手托出，它至少说明，纳瓦尔若不是对越军新增添的重炮和高射炮力量毫无所知，就是估量得太低了。3个月前，西进的越军主力憋足劲要打那产，那产之敌却于8月间突然消失。眼下，越军手里有了中国装备的榴弹炮团和两个高射炮营，正好可以用来打奠边府。越军应该抓住天赐良机，迅速开向奠边府，实施重大战役。在这一点上，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副总参谋长黄文泰和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想到一起了。

问题仅仅在于，纳瓦尔占领奠边府要干什么？越军除了已经确定要开向越西北的两个半师3万余人，还要不要增添新的力量？

韦国清、梅嘉生的警卫员刘焕成、周洪波发现，得知了法军占领奠边府的消息后，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显得相当兴奋，在办公室进进出出。韦国清住所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韦国清的睡眠很不好，为了不打扰他休息，军事顾问团工作人员取消了早操。

韦国清在陈毅、粟裕统帅下的第三野战军中有“小诸葛”之称，他的睡眠之差也是很有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打起仗来，我几天几夜不眠是很平常的，经常是打完一个战役才有一个好觉。”所以，参谋人员在韦国清睡觉时因军情紧急而叫起他来都成了一个习惯，因为这时他们往往解救了正因无法入睡而苦恼的韦国清。

韦国清的信念非常坚定：越军应该直向西北与法军决战，为此必须取得武元甲的同意。梅嘉生完全支持韦国清的意见。

韦国清很快接到了来自北京的回电，解放军总参谋部赞同越军主力去西北实施大战役的决心。胡志明主席也同意武元甲向他做的报告，他要求越军总军委拟订更详尽的计划，然后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作最后决定。

11月23日，武元甲在各师师长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就法军空降奠边府以后的军事行动作了部署，提出了冬春作战的总方针。

韦国清在会议上也讲了话。他指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曾长期经营中国西北的陕甘宁地区，在那里生活了13年，最后依托西北根据地夺取了全中国。他希望越军官兵以此为借鉴，充分重视即将在西北地区展开的重大战役。

在这段时间里，韦国清、梅嘉生特别注意集结在红河三角洲内的法军科尼集群的动向。他们关心，一旦越军主力西去，科尼会不会拼力进攻越军的中央根据地？为此，他们派军事顾问薛碧天前往靠近红河三角洲的游击根据地，与在那里主持工作的越军将领朱文晋会合，判断红河三角洲法军的动向。薛碧天认为在旱季到来之前，未见红河三角洲法军有较大行动的迹象。他带给韦国清的无疑是个好消息。解除了中央根据地的后顾之忧，越军316师于11月中旬首先向西北进军。316师出动之时，这个师的中国顾问空缺，韦国清急电总参谋部，要求尽快派出一名有朝鲜战场作战经验的师级顾问赶到越南，协助316师作战。根据韦国清的要求，解放军某师参谋长徐成功奉命入越担任316师顾问(这个316师应该就是日后中越战争中被我军全歼的316A师)。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会同武元甲、黄文泰和越军作战局局长何文楼、副局长陈文光、杜德坚等人，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韦国清与武元甲议定，调整作战计划，整个西北战役作战分两步走。先打莱州，再战奠边府。在进攻奠边府时，需要增调步兵和重炮兵、高射炮兵以及工兵。

根据韦国清、梅嘉生的要求，在广西边境，为越军运送弹药的卡车日夜不绝；在云南南部，由中国援助的大批粮食集中起来，运往与莱州、奠边府最近的金平县境内囤积。

12 月6日，在胡志明主持下，越南劳动党政治局举行会议，武元甲作了《关于法军在奠边府空降后总军委的作战决心》的报告。罗贵波、韦国清列席了会议，对越军总军委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审议。这次会议批准了总军委的作战决心和计划，并决定成立以武元甲为总指挥的西北战役前线指挥部，成立以政府副总理范文同为主席的 “中央前线供给委员会”，以保障战役后勤。陈登宁受命全权负责西北前线的道路修筑和后勤供应。

奠边府位于越南西北部，紧靠上寮，是块南北长约18公里、东西宽约6至8公里的盆地平原。法军集团据点群就设在这块小平原上，其北面、东面的据点构筑在山头或高地上，西面、南面的据点构筑在平原上，共有49个据点，分为8个据点群，3个防御分区。其中芒清中心分区为法军指挥机关所在地，它的炮兵阵地、后勤仓库、主要机场和2/3的兵力都集中在这里；北分区包括芒清北面和西北面的独立高地和板桥两个据点群，与芒清中心分区东北之兴兰据点群构成奠边府北面的屏障；芒清以南约5公里的航岗地区为南分区，设有机场和炮兵阵地，担负从南面阻挡人民军进攻的任务。法军在每个据点群都建有多层火力配系，挖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据点周围设有40至 200米障碍区，区内设有多层铁丝网、电网和埋有稠密的地雷。

至3月初，法军兵力增至近两万人，除配有步兵、伞兵外，还有两个105榴炮营，1个155榴炮连，两个120迫击炮连，1个工兵营和1个坦克连，1个空军飞行队。法军每天使用100至200架次飞机向奠边府空运 150至300吨物资。法、美一些高级将领都曾视察过奠边府，称之为“一个不可侵犯的堡垒”，是“东南亚的凡尔登”，凭其坚固的工事和众多的精锐部队，认为越南人民军不敢向它进攻。印支法军总指挥纳瓦尔将军扬言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个据点”，要在奠边府“碾碎越盟”部队。

面对法军如此强大的集团据点群，敢不敢打？怎样打才能取胜？这是摆在人民军领导和高级干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为了拔除这一钉子，越南人民军曾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其经过可追溯到1952年冬。西北战役后期，法军在那产集中10个营，形成集团据点群，人民军攻击未果，部队伤亡较大。这一事实使中国顾问团认识到，越南人民军的战斗力尚难以攻克敌设防坚固的集团据点群，而法军今后可能利用其空军优势，并以集团据点群来对付人民军的进攻。因此，必须研究解决攻打集团据点群的办法。

中国军事顾问团认为，在对付法军集团据点群的问题上，人民军的主要弱点是攻坚战术素质差，再加上炮兵火力不足，缺乏大口径火炮和高炮，无法压制敌炮火和对付敌飞机。针对上述情况，顾问团与越方研究后，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加强炮兵建设。经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在中国境内为越南人民军装备和训练榴弹炮、高炮和高射机枪部队，以增强地面炮兵和对空射击的火力。二是加强对部队攻坚战术的训练，提高军事素质。这两项措施在西北、上寮战役后，即已开始陆续讨诸实施。

1954 年1月上、中旬，越南人民军增调的三一二师和三○四师的两个团，在中国境内装备、训练刚刚完毕的榴炮、高炮和高射机枪部队，以及人民军原有的炮兵、工兵部队，陆续抵达奠边府周围。中国军事顾问团负责人韦国清、梅嘉生率部分顾问和工作人员随人民军指挥部同时抵达前线。由于前往奠边府的路段尚未修通，部队不得不边开路边拉炮。重炮一时无法进入预定射击阵地，加之敌兵力续增，人民军须作更加充分的准备，指挥部决定推迟原定一月下旬对敌发起攻击的时间。

根据敌人屯集重兵、防守严密的特点，人民军前指研究决定，变速战速决为稳扎稳打，由外围而纵深，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歼敌，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总攻。这种打法可使人民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较有胜利把握，也符合中共中央军委对军事顾问团的指示精神。

越南人民军攻占奠边府

1954 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在致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的电报中指出：“攻击奠边府时，首先不要四面围攻，平均使用力量，要以分割包围的办法，一股一股地歼灭敌人。”1月27日，在复韦国清关于改变对奠边府打法的报告的电报中再次指出：“对奠边府的攻击，应采取分割包围、一股一股地歼敌，每次大约歼敌一个营左右。只要能全歼敌四五个营，奠边府敌可能发生动摇，或向南撤逃，或继续增援。两种情况均于我有利。”实践证明，这种稳扎稳打、逐步歼敌的战法，是符合奠边府战场敌我情况的。这种战法被形象地叫做“剥竹笋”，一层一层地剥，一口一口地吃，最后全歼敌人。

为了统一作战思想，提高胜利信心，人民军前指于1954年1月24日和2月18日两次召开战前干部会议，传达和讨论作战计划。武元甲、黄文泰两将军先后作了报告，中国军事顾问团负责人韦国情和梅嘉生应邀分别在这两次会上讲话。他们以充分的事实说明敌人不断失败，人民军日益强大；说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总军委的作战决心、战役计划是有充分根据的，是完全正确的，人民军有条件有能力夺取这一空前规模的攻坚战役的胜利；鼓励各级干部克服一切困难，打好这一硬仗，使人民军大大前进一步。

至1954年3月上旬，人民军包围奠边府已近3个月。在此期间，人民军除增调部队，加强包围，进行各项攻击准备工作外，还不断地打退了奠边府守敌的小规模出击。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鉴于由苏、美、英、法、中5国及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将于4月间召开，向中国驻越军事顾问团提出，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之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国军事顾问团研究后认为，为了配合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斗争，必须尽最大努力，全歼奠边府守敌。这时，包围奠边府的人民军各项准备工作已较充分，攻击奠边府的条件已经成熟。经军事顾问团与人民军前指商讨后，越方人民军总司令部决定，3月中旬开始对奠边府发起攻击。

初战能否取胜，对整个战役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从未打过如此大规模的攻坚战的人民军来说，影响更为重大。对此，中国军事顾问团极为重视，本着初战必胜的原则，帮助人民军精心组织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

这一阶段的作战部署是：以三一二、三○八师于3月13日、14日先后攻歼奠边府北面的兴兰和独立山据点各一个营的守敌。各师的顾问组，遵照顾问团领导的指示，对各攻击部队从勘察到部署，从战术到技术，从选择攻击点、集中兵力火力，到如何构筑攻击出发阵地，等等，都进行了具体的帮助。

3 月13日晚，第三一二师两个团并配以炮兵，经4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兴兰据点守敌1个外籍步兵营。次日夜，第三○八师1个团和三一二师1个团配以4个炮兵连，又全歼独立山守敌1个外籍步兵营，并击退敌援兵1个营，歼其1个排。在两次战斗中，人民军首次使用了重炮火力，有效地压制了敌炮兵，给守敌以重大杀伤，对配合攻击起了重要作用。

兴兰和独立山两据点相继被人民军拔掉。奠边府北分区的“钢铁堡垒”几乎完全土崩瓦解。只有一个板桥据点像只瘸腿，摇摇晃晃地站在西角。其实，它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人民军正挖掘堑壕，打好一条绞索，只等时候一到，就套住它的脖子。

人民军首战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夺取战役全胜的信心。3月30日晚，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作战，对法军指挥机关所在地的芒清中心分区之敌进行攻击。作战部署是：集中三○八、三一二、三一六师3个师的兵力和全部炮兵火力，攻歼中心分区东面各高地及机场北面之敌，以紧缩包围，控制机场，断敌空运。

战斗开始后，突破前沿比较顺利，但进入纵深则发展甚慢，主要是敌人工事和火力构成严密，人民军干部缺乏应变能力，遭敌反击后不能应付，使攻击受挫，部队伤亡较大。经一周战斗，共克敌5个集团据点，歼敌3个多营，控制了奠边府东面大部分重要高地，对芒清中心分区之敌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有利态势。但对拱卫芒清的 A1要点，由于敌人利用日军占领时期构筑的坑道和掩蔽部进行顽抗，攻击部队无法对付，未能全部攻克。另一要点C1被攻克后，法军组织反击，也形成越法双方各占一半的态势。此后，双方进行了反复激烈的争夺战。

中共中央军委对奠边府作战的进展情况十分关注，于4月9日两次致电顾问团长韦国清，对进攻奠边府的战术作了如下指示：第一，要协助越军很好组织炮火，不要吝惜炮弹，我们会及时补充；第二，对敌南北两集团，从中间切断分割之；第三，对敌盖沟可集中炮火分段分点逐渐摧毁；第四，打下一点后，迅即改造工事，巩固一点，尔后逐段发展，紧缩包围；第五，广泛组织狙击兵，限制敌人活动；第六，乘敌已动摇，展开政治攻势。此外，中共中央军委还根据军事顾问团报告的情况，紧急从中国人民志愿军选调数名工兵干部赶赴奠边府前线，帮助人民军部队挖通向A1据点的坑道，准备用炸药将其炸毁。

敌我双方在进行着最后的激烈的较量。此间，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法军在奠边府的危局，紧急增援法军10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50架运输机，并借给法国29架配有飞行员的C—119型运输机。河内法军利用这些飞机加强对人民军阵地和交通运输线的狂轰滥炸，加强对奠边府守军的武器弹药和生活用品的空运，促使其继续负隅顽抗。美国还派出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北部湾举行登陆演习，并准备派遣B—29战略轰炸机大规模轰炸围攻奠边府的人民军，甚至还示意要使用原子弹，对越南进行露骨的威胁。

法军困兽犹斗，越军困难增多。人民军部队伤亡较大；长期露营，体力消耗很大，病号增多；连续作战数月，指战员产生疲沓情绪；干部中右倾消极思想抬头，有些干部责任心不强，积极性不高，擅离岗位，甚至不执行命令，谎报情况，等等。由于敌机狂轰滥炸和雨季到来，后勤运输也日益困难。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战场的实际情况，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越军前线总指挥部着重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要是：

——召开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指挥能力。各师顾问组具体帮助所在单位进行战斗总结，改进作战指挥。

——对伤亡大的部队进行整补，调整与恢复组织。许多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及时充实干部，补充兵员，保持和增强了战斗力。

——继续改造进攻阵地，修通各包围部队交通壕，进一步紧缩包围圈。经过指战员不怕流血流汗的艰苦奋斗，战壕不断向前延伸，主壕、支壕纵横交错。

——组织部队开展冷枪冷炮狙击敌人的活动。各部队很快组织起由射击能手参加的歼敌小组，他们以冷枪冷炮消灭了一些敌人，打击了敌军的士气，迫使敌人不敢在工事外面活动。

——开展政治攻势，针对敌军士兵多种国籍的情况，人民军用扩音机以多种语言对敌广播、喊话，效果颇好，常有零星伪军、外籍兵和黑人士兵投降。

经过上述工作和激烈斗争，至4月下旬，法军处境已十分困难，包围圈被缩小到不足两平方公里，整个集团据点群被分割成几段，机场也被人民军占领一半，空投的物资相当一部分落到人民军阵地。由于惧怕人民军的狙击，敌人整天龟缩在工事和地下室里。地下室中伤员拥挤，遇有暴雨，更是狼狈不堪。法军士气极度低落。

5 月1日夜，人民军向法军指挥所芒清西面和东面的外围据点继续攻击，紧缩对敌人的包围圈。经过激烈的拼搏，人民军很快消灭了C1据点另一侧的敌人，并相继攻克505、505A据点。在西面，至5月3日，相继攻克311A、311B据点。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粟裕总参谋长致电顾问团长韦国清，再次指出：“军委最关心的是集结于河内并受过训练的伞兵，空降于你们的后方补给线上，扼要构筑据点，截断你们的交通，捣乱你们的后方，迫你们解围，甚至造成纷乱。因此，望对后方交通注意防范，最好再能抽调一些兵力加强之，以防万一。”

由于奠边府外围据点迅速被攻克，接应解围的企图已成泡影，法军集中河内的伞兵除5月4日向奠边府最后空投一个营以外，未再出动。这就为人民军最后的强攻制造了有利条件。

5 月6日晚，越人民军总司令部发出命令，要人民军向A1、州温、那宏、506及芒清发起总攻。人民军所有炮火，包括由中国装备训练、刚刚运抵前线的6管火箭炮向敌纵深齐射。巨大的威力震慑了敌人。这时人民军挖的暗壕已抵近Al据点坑道，埋了一吨炸药，战斗发起，一声巨响，将坑道内的敌人全部炸死。州温和 506等据点亦相继攻克，芒清失去最后屏障。

法军见大势已去，于5月7日14时，陆续打出白旗。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少将向人民军投降，其参谋部人员全部被俘。当晚，驻守南分区航岗之敌2000余人南逃，至午夜也被全歼。至此，历时55天的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

奠边府战役战果辉煌。共毙伤俘敌16200人，其中俘虏10900多人。计有法军少将1名，上校3名，中校10名，少校27名。击落击毁各型号飞机62架，击毁坦克4辆，缴获重炮30门，坦克6辆，及大量其他武器和军用物资。

法军在奠边府的惨败，震动了法国朝野。法国政府下半旗为其在奠边府阵亡的将士致哀。法国舆论发出一片抱怨声。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不仅处在正义的反侵略者的地位，而且处在战胜者的有利地位。奠边府大捷有力地配合了日内瓦会议的外交斗争。使会议最终达成了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

1954年7月22日，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同时，为加强越人民军特种兵建设，中央军委派出炮兵、工兵顾问组，帮助越军装备、训练炮兵和工兵部队。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国驻越南大使馆。9月1日，中国驻越大使馆正式成立，首任驻越大使罗贵波向胡志明主席递交国书。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事顾问团的决定和越方要求，1955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外交部联合发出《关于撤销驻越军事顾问团和改派军事专家的决定》，并指定王砚泉为专家组组长，国林之为专家组党委书记。同时，彭德怀就撤销驻越军事顾问团一事函告武元甲，具体阐述了军事顾问团的撤销问题。信中说：“越南的和平已经实现，越南人民军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不论在作战和训练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奠定了走向现代化正规化的良好基础。为了适应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需要改变目前由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的组织机构。如果人民军尚有某些工作需要帮助，而我们又可能帮助的话，则改派专家性质的干部前往进行帮助。”信中最后说，“根据您的提议，韦国清同志再去河内一个短时期，协助总军委在北京所讨论的一些必要工作。这些工作完成后，即请让他返回北京。”韦国清携彭德怀致武元甲的信，于1955年12月29日由北京抵河内，继续帮助人民军安排中、越、苏三方在北京讨论的工作。1956年1月13日，军事顾问团又一批人员回国。韦国清在完成工作任务、并参加了人民军高干会议、听取了越方对今后工作的要求和意见后，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3月中旬，与最后一批顾问人员离开河内回国。

至此，中国军事顾问团胜利完成援越使命，各项工作全部结束，顾问团机构撤销。

四 同志加兄弟

哨所

密林深处见高山

云雾山中哨所建

地监哨所责任重

提供“空情”把敌歼

哨兵“角色”是什么

顺风耳和千里眼

千米哨位少人烟

苦累生死抛一边

值班放哨是天职

首长“耳目”记心间

壮士期盼传捷报

但求‘和平“伴人间

革命战士志气豪

援越抗美把国保

美机胆敢来进犯

集中火力消灭掉

勤学苦练有硬功

身在疆场守领空

笑谈大炮发了言

“空中优势“倒栽葱

这是当年抗美援越部队中流传的一首小诗，读着它，仿佛看到了那热带丛林中的中国援越部队英勇战斗的身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开始从人力、物力上积极援助越南的抗法斗争。1950年，中国方面还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要求，向河内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具体协助越方组织和指挥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1954年7月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达成，越南抗法战争结束。当美国试图取代法国，插足印支半岛，大力扶植吴庭艳政权，加紧向越南南方渗透时，中国也继续帮助越南北方迅速恢复凋敝的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从1955年到1958年，中国对越经济援助已达11亿元人民币。

1959 年初，越南劳动党在二届十五中全会上开始强调主动进攻的思想，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认为如果美吴集团挑起战争，即是越南统一祖国的机会。随即加速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翌年3月，越劳党三大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此时，中国也开始热情关注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实际启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面对越南南方的严峻形势，1962年夏中国开始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提供援助，同时积极支持越南在南越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中越同心协力，矛头一致对美。

美国方面则关注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在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既如国务卿腊斯克所反复强调的：如果北京和河内舍弃南越地区，我们将打道回府；否则，我们就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仗要打了。终于，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美国加速了将战争升级的步伐，于1965年初开始逐步派遣地面部队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同时扩大空军和海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南的“特种战争”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援越抗美的进程。从1965年4月初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黎芛率越南劳动党政代表团访华时具体提出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6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第一批军队入越始，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1964年至1969年，中国向越南南方提供的各种现汇共计约达 1.8亿美元。在军事物资援助方面，中国于1965年到1976年期间向越南提供的枪、炮、枪弹、炮弹、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炸药、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等军用物资，约合人民币42.6亿元，可装备200余万人。

美国拍摄的越战照片

1973 年12月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委员会政府、美国、南越阮文绍政府四方《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签署，越南战争结束。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中国继续支持和援助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1975年春，越南南方解放，越南实现了统一，赢得了抗美救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对越南的无偿军事援助到这一年才逐步压缩规模，至1976年停止。整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折价达200多亿美元。

在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中国援助越南抗法、抗美、恢复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云南省以其地理位置毗邻越南而始终处于援助活动的前沿，与越南方面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也更为直接和频繁。1964年“东京湾事件”发生不久，毛泽东就曾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建一两个大型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云南方面并应越南外交部的请求，准备在河内国家电台被美国炸毁后代播越南节目。

翌年，随着美国迈出扩大战争的步伐，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进入到抗救国战争的新阶段。此时，中共中央在决定加大援越力度的同时，指示云南省委，除属于国防建设或经济、交通建设方面的成套项目，以及大量物资均由中央指定外经、外贸、军委总参归口统一办理外，云南方面要在本省或地方力所能及、财政上亦能平衡的基础上，积极给越南以农林、水利方面的技术指导，积极支持对越方的作物牲畜等优良品种的供应，以及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等等，以此帮助越南加强后方省份的经济建设，支援南方前线的抗美斗争。其后，中国方面成立了援越联合运输工作组，云南省接收组作为广西凭祥运输组的五个部门之一，参与援越物资统一运输行动。1967年3月，为了加速援越物资的运输，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方面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抽调一个汽车团配备汽车500辆，由交通部编成中国滇桂汽车运输大队，在中越边境执行专程运送越南在边境地区所需的石油和当地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任务。

1969年以后，根据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提出的，可以将中国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作为援越基地的意见，这四省区相继成立了援越小组，并立即着手与越南的受援省份洽谈援助项目。期中云南省的援越小组共148人，负责老街、莱州、河江三省的陶瓷厂、电机厂、汽车修理厂、化肥厂、电力抽水站、土壤化验室，以及水稻、玉米、水果、药材栽培等援助项目的实施。四省区投入的此类专项援助用款，共计达人民币2000余万元。此外，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云南省还设有越南空军学校和训练基地，培养越南飞行员；并接收越南学生和伤病员，为他们建立了学校和医院。

1966年夏，黎笋率代表团访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会谈自下午3点开始至8点，晚饭后又谈到深夜，重点是谈越南南方情况，谈斗争策略，谈斗争的困难和需中国解决的问题，有许多时间谈胡志明小道情况，阮文灵、武志公都谈到了胡志明小道上的困难，美军使用化学、电子武器。使用定时炸弹、钢珠子母弹等，不要说白天。就是夜间，车辆行驶的震动也常常引爆敌人撒下的地雷。

周恩来在会谈中向越南同志重申了毛泽东的话：“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

当年，我们的祖国为了支持和帮助北越政权夺取抗美战争的胜利，对其进行了举世罕见的无私援助，从军火到棉被，从多得用来做工事沙包的大米到牺牲众多的防空部队工程部队。同时我国在文化战线上也是不遗余力的声援和鼓励北越人民，其中我们连续发了三套邮票支持越南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把援助越南南方的问题，看作我国援外工作中头等重要事情。”他对运往越南南方战场的武器装备的包装，具体要求有关部门：“要便于输运、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蔽。”针对越南人的身材和体力，提出：弹药包装每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过25公斤，大米包装备袋50公斤。

越南南方部队身上穿的、携带的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提供的。毛泽东在夏日，还想起蚊虫叮咬，特地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越南战土配备蚊帐！”“给他们制做的压缩干粮要份量轻，营养好……”

当时，中国为了满足越南救国战争急需，还专门研究生产了专打直升飞机20毫米的高射炮、为汽车通过弹坑而铺设的轻便桥、排除磁性炸弹装置、燃烧钢珠手榴弹等。

在援越抗美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备，仅在1970年至1972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坦克300多辆，为前20年援越坦克的5倍。坦克、大口径火炮，中国一时生产不出来，就从人民解放军部队装备中抽调。还向越南提供了3000公里的输油管全套设备、8万件避弹衣，这些都是在中国国内紧急动员下，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这一批批援越物资，大都通过胡志明小道，通过穆嘉山口，运到了越南南方。

1975 年，越南在全世界各国朋友和人民的支援下，在南方发动了规模巨大而又凌厉的春季攻势，打垮了美国一手扶植的阮文绍——阮高其傀儡政权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南方，统一了祖国。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热烈祝贺越南政府和人民取得的辉煌胜利。胜利来之不易，胜利是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

当越南军民欢庆胜利的喜悦时刻，中国援越军队已经班师回国，不声不响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壮烈牺牲在越南国土上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却安眠在异国他帮。

越战中美国“福莱斯特”号航空母舰爆炸瞬间

这是在莱州的中国援越军人墓地之一，建于1968年6月。纪念碑上书：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同样的墓地在奠边府，沙巴等地也能看到。好在越南人并没有在79年战争中破坏他们

越南军民是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欢送中国军队凯旋的。中国32万军队援助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越南人民中广为流传，并深深地扎根在心底。这一宏伟的战斗业绩和谱写的友谊凯歌，将永远载入中越两国关系的史册。

可谁又能想到，几年之后，这支部队又来到了越南的土地，不过这次他们不是作为朋友来的，而是作为惩罚者，来收取越南欠中国的血债。

五 反目成仇，出兵惩罚

越南在1975年抗美胜利、南北统一后，在我南沙、西沙群岛就开始进行武装侵略挑衅，占领我岛屿十多个。1975年9月，面对越军的挑衅，中国陆军在海军、空军的掩护下，一举收复西沙岛屿，大快人心！越南在海上的失败，又转向了陆地边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人民被刺痛的心发出的哀号，终于迫使中央下定决心于1979年进行大规模惩罚越南。消息传出，世界为之一震！人民为之一震！早就应该这样了，一时间民心大快！

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为输送、掩护陆军分队收复被越南军队侵占的岛屿，并准备打击可能再次入侵的越军舰艇，迅速调集各型舰艇15艘，载运陆军4个步兵连，于20日8 时以前，分批抵达永乐群岛海域。9时35分，步兵分队由海军舰艇和渔船输送并在海军航空兵掩护下，向被南越军队侵占的甘泉、珊瑚和金银三岛逐岛发起攻击，至13时45分收复三岛，全歼入侵的越军。

在抗美援越期间，我国为支援越南，还曾借给越南一个小岛供越南使用，但越南战后也不归还我国，我国有关部门催其多次，竟充耳不闻。周总理与胡志明在此协议上签了字，至今强占不还。

可见，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方面不会因为“同志加兄弟”而让出一寸。越南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揭开中美关系新的篇章。中美两国从此开始酝酿关系正常化。这对当时仍与中国和好而与美军交战的越南来说，却无疑是个坏消息，因为这将意味着中国将有可能减少甚至终止对越南的支持与援助。

1973 年，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祖国战线中央主席团主席、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在答日本记者问时开始毫无根据地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说什么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国间的行动有时会牺牲小国，把它压垮”。日本记者迅速利用先进的新闻媒介，将黄国越的讲话要点散发到世界主要大报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但越共对西方的报道竟没有任何否认的表示。

而在此时，越南方面仍无理地要中国给予援助。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我国无力，也没法满足越方的要求。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还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越南心中不满，越南这种贪得无厌的心态昭然若揭，转而全面投向苏联（现在看来，真有点象寓言：农夫与蛇）。

1976 年，越共中央委员、党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黄松又对一个叫埃里克.皮埃尔的瑞典记者发表了对中国有敌意的谈话。他说：“在越战期间，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 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这清楚地表明，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取得胜利后，迅速地倒向了苏联的怀抱，地区霸权主义野心与苏联全球霸权主义紧密吻合，在1978年12月，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在与我边境加紧修建军事工事，不断排华、侵扰我边防军民，特别是在老山地区，由于军事地形的重要性，将国界碑转移至我国境内，由此破坏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苏联来说，也是一大坏消息。在中美苏大三角中，中苏自六十年代末交恶后，从此成为死敌。中国也从此成为“孤家寡人”，环顾四周，并无一个朋友。苏联原本想利用越南达到对中国在战略上实行全面包围，形势对中国极其险恶，而忘恩负义的越南也正有作其走狗的想法，趁着有苏联的撑腰，和抗美胜利的鼓舞，再趁中国文革混乱之机，从中国大捞一笔领土。

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当然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同越南关系逐渐恶化，越南投靠苏联倾向逐渐明显的情况下，如何突破战略上的不利形势以达到对抗苏联的目的，就日益成为中国的迫切需要了。

另一方面，美国在越战中日益不利，失败已成定局，心虽不快，也数无奈。通过朝战和越战，使美国了解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和在地区事务的份量，美国国内开始有人主张同中国全面发展关系，以谋求在亚洲地区实现和平，同时对苏联在亚洲势力扩展进行遏制。而这一点，竟然同中国的利益惊人的一致，因为中国就是需要寻求这样的战略盟友”。共同利益使中美一拍即和，接下来就是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及建交谈判不一而足。中美接近对越南、苏联无疑构成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大加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搔扰我边境，打死打伤我边民及边防军，入侵我国土拆毁我界碑。中国政府一向以和为贵的主观愿望对其所行尽力忍让，更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然而，中国并非无能之辈，暂时忍让仅仅是由于时机未近成熟，不便大动干戈。当时机来到，便给予越南狠狠的教训，这是后话。总之这印证了这样的话：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各国都是以本国利益为重。利益永远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重要轴心。

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随后立即访美，被问及对越政策时，胸有成竹地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其实大军早就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了！

1984年4月28日，老山主峰。插旗的解放军战士，在那一刻其实已经牺牲了

对越作战可以说是邓小平高超的驾驭世界政治的雄才大略之杰作。今天完全可以说是“一石多鸟”。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只鸟：维护了领土不丢的尊严；

第二只鸟：敲山震虎，从一个侧面狠狠地震了震前苏联；

第三只鸟：围魏救赵，牵制了越军，给柬埔寨减轻了军事压力；

第四只鸟：彻底打击了越南在抗美胜利后的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

第五只鸟：使解放军在经受文革动乱后的作战能力得到彻底的检验和锻炼，促成了军队的改革，加速军队的现代化；

第六只鸟：使压库的弹药得到消耗，新设计的陆军轻重武器得到实战的检验；

第七只鸟：文革甫定，百业待兴。中国人民急需强化凝聚力以便进行国家重建。而战争无疑是凝聚民心的灵丹妙药，一则振奋民心，一扫文革内乱的秽气，二则显示国威军威；

第八只鸟：间接地为美国人出了口恶气，美国当年许多政客暗暗高兴；

第九只鸟：告诉世界，中国的陆军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之一，美陆军依靠航母和直升机、轰炸机在越南作战十年，竟无功而返，含羞离去。中国陆军只用了19天的功夫，就占领凉山，自凉山以南，就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乱，若中国大军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

79 年对越之战对我影响之大超过历次卫国战争，众所周知的原因就不多讲，光就其惨烈程度就直逼朝鲜战争，尽管朝鲜战争我军伤亡将近60万人，对越只伤亡2万6 千，但60万人多半伤亡于美军优良装备之手（美军占有空中优势）。我军对美军步兵作战素质向来蔑视，对其战法也呈批判态度。事实上，志愿军当年赢得韩战胜利，一半靠我军优良的战斗素质、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一半靠志愿军高出对手一筹的战法，美军始终没有很好的应对战术，更不要说从战法上超过志愿军。但对越作战，使得我军首次面对一个与自己曾经如此相似，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不论是军事作风还是战斗素养，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人文思想。

中越在79年的战争中让双方更真实的认识了对方，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决不夸张，这场不平衡的战争让我们付着不平衡的代价。当我们满腔怒火义愤填膺要惩治忘恩负义的敌人时，事实上，被超级大国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并不象我们想象中那样软弱。从战争的开始一个星期2万人的伤亡数字上就要可以看出我们要教训的敌人并没有象我们想象中那软弱，俯首是从的让我们教训，当我们背着半自动步枪和草帽(有图片显示有战士没有配备钢盔)要教训用清一式冲锋枪，被超级大国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的代价不仅仅是在落后的武器与日新月异的现代武器的差距上(仅以苏联为越南最新装备的弹道测距雷达让我们的炮兵付出的代价为例)，血的教训告诉我们现代战争需要现代作战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从许多军事报导和军事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已经进入八十年代的现代战争中，居然有许多士兵用血肉身躯滚地雷堵枪眼，怀抱炸药包炸碉堡的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作为军人，应该为他们舍身忘死，英勇殉国而感动。但作为对这场战争胜利代价的评判，我们不得不多一些遗憾。事实上这是一场代价巨大的战争。根据常规的攻守1：4伤亡比例来看，我们从官方公布的敌方伤亡人数可以判断我们的伤亡应该是在5至6万人之间。仅仅是一场16天的战争，如此高的伤亡让我们对胜利的评判应该多一些冷清和理性的认识。而在战争中我们暴露的落后的现代战争理论让我们应该对现代军事理论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我们思考得更多的应该是：传统的高速穿插运动战，在现代精确炮火的新的防御体系下，是否有效？快速穿插运动的先头部队于无法快速跟进后勤保障之间的矛盾是否影响战争的进程？快速进攻的部队在得不到强大炮火支援下的进攻得与失是否平衡？沉重的代价得到的不平衡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爱好者讨论的话题，更应该是现代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指挥者需要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作为一个坚决反对军事入侵和军事占领，反对以霸权强权政治以强凌弱的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发动的自卫反击战争与强权入侵，军事占领和掠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仅仅是惩治霸权和反对军事侵略为目的，为支持兄弟国家不受强权欺凌，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抛开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从纯军事角度反思这场战争，我们应该有许多得与失，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